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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家姚洋:消费税改革利好烟酒生产大省 短期内不会开征新税源

时间:2024-09-20 09:22:47   访问量:155

全文6938字,阅读约需20分钟,帮我划重点

划重点

01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姚洋表示,消费税改革将对烟酒生产大省产生非常大的作用,如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湖南等。

02他认为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支出同时要调收入,最有可能的是社保领域,如养老保险和医保,统筹范围要扩大。

03另外,姚洋建议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全部纳入预算,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动。

04另一方面,他呼吁发两万亿给地方政府去收房子,以减轻政府负担。

05最后,他提出将来应该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全部纳入预算,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动。

以上内容由腾讯混元大模型生成,仅供参考

本期为《经济大家说》“问计新改革”特别策划第一期

本期嘉宾|姚洋,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、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

文、视频 | 祝玉婷

编辑 | 刘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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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家姚洋:消费税改革利好烟酒生产大省 短期内不会开征新税源

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起点的现代财政体制,再一次站在改革路口。

这一深刻勾勒出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地貌的改革,将财政收入划分为中央收入、地方收入、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。其中,央地共享收入的主体为增值税,按照中央75%、地方25%的比例分配。为配合财政收入划分,又建立起国税与地税两套独立的征收系统,重塑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。

30年间,中央财力得以增强,为实现经济奇迹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。但实施30年的财政体制,也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。分税制改革并未触及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占比的不平衡问题,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,更多事权和支出责任更多由地方承担。从2000年至2011年,地方政府的支出占比经历了快速增长,从大约65%飙升至约85%。

此前,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收入模式尚能维系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支出。然而,近年来土地出让收入的减少,无疑为地方财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财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愈发凸显,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。

2023年底,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“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”,各方对此高度重视。

2024年7月21日,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(简称《决定》)提出,“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”,有助于补充增加地方自主财力,积极拓展地方税源。

新的改革方向在哪里?将对地方、企业、个人带来怎样的影响?能解决当下经济中存在的哪些问题?腾讯财经《经济大家说》栏目策划“问计新改革”主题系列对话,首期邀请到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姚洋深度分析。

针对当下热议的消费税下移,姚洋认为积极作用明显。“对烟酒生产大省将产生非常大的作用,比如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湖南,这四个省将获益最多。”

他进一步表示,调整了中央和地方的支出,同时也得调收入。“最有可能的是社保领域,养老保险和医保,统筹范围要扩大。”

对于教育领域,他认为中央不太可能将事权上收,但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工资中央应兜底,确保教育公平。

同时,他强调将来应该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全部纳入预算,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动。

另一项是户籍制度改革,他认为放开户籍制能开放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,这很重要,但需要同步解决很多配套措施问题,比如高校入学指标、教育资源、警力资源等,不然很多地方没有动力执行。

谈及各地房地产市场问题,姚洋直言“肯定是超调了,政府应该出手。”他建议发两万亿给地方政府去收房子,而且必须得是长期债,从而减轻政府负担。

而对于地方化债方案,他同样建议“还是发债”,发四万亿特别国债给地方政府,把欠债还上。他认为,地方政府现在就应该花钱。

“地方没有动力把资产卖掉。”姚洋直言,当前化债方案是行不通的。“地方要化债难度非常大,必须得中央出手做这件事,必须得全国统一想出一个办法来还。”

地方还可以拓展哪些新税源来增加自主财力?他认为唯一可能的是房产税,但现在并不是好时机,因此短期内不太可能开征新税源,房地产税在短短几年内也不太可能征收。

提及个税,他认为急需做的一项改革是按“家庭”来征收,这将是鼓励生育的好办法,利好中产阶级。同时,他依然认为提高个税起征点是不合适的,目前个税的缴纳比例仅有约14%。

对比海外一些国家会征收资本利得税,姚洋认为我们征收难度很大,虽然原则上是应该对股票收益征税的,但目前资本市场没有以前火热,我们为了鼓励股市发展,征收可能性很小。

以下为对话全文:

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全部纳入预算 将是非常大的改动

腾讯财经: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主要从预算制度、税收制度、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等领域作出相应部署。您认为本轮财税改革的重中之重是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哪些问题?

姚洋:我觉得财税改革有几个方面:

第一,比较明确的是消费税给到地方。现在多数给中央,消费税的大头是烟酒,因为中国的烟酒消费量很大,而且税率很高。如果这个税下放了,会对烟酒的生产大省产生非常大的作用,比如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湖南,这四个省将获益最多。

在1994年分税制以前,这些税都是地方收的,当时地方财政较好。后来收到中央,地方财政就出现困难了。现在再返还给他们,他们也不是经济发展特别发达的省份,我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。

还有一个大头,是汽油的消费税,它是量比较大,但分散到各个省、各个城市,量也就不那么大了。还有汽车消费税,量也不是特别大。

除了烟酒、汽油,其它税其实都比较小。对老百姓来说,我觉得没什么影响,因为只是把以前由中央掌握的消费税下放给地方,不会开征新的消费税。

第二,要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支出,同时肯定也得要调收入。目前,政府的经常性收入,基本上一半是地方收了,一半是中央收了,中央又把很大一部分收入转移给了地方。从花销的角度来看,地方花了全部政府支出的85%,中央只花了15%。

现在看来,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社保领域,也就是养老保险和医保,统筹范围要扩大。现在医保和社保的统筹是在城市层面做,农村地区还是在县级层面做,规模太小。

社保是符合大数定律,统筹的层次越高,系统运转会更加有效、更加平稳,所以中央来统筹会提高社保资金应用的效率。另一方面,这对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也会有很大的帮助,老百姓不用担心从北京挪到上海去,社保怎么办?以后都统一了,去哪儿都是一张卡,整个劳动力市场会运转得更加有效。

有人说,教育是不是要进一步上收到中央来管?我觉得这个难度很大。中央当然要管一些大学,就是部属的大学;到了中小学,中央没法管的,因为中国太大了。但是中央有个兜底条款,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工资是中央来兜底,比如有些地方付不出工资,中央要兜底,这早就已经实行了。

我认为,在教育领域,中央不太可能把事权再收上去。

还有一个,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的改革,我觉得也非常重要,但是大家关注很少。

《决定》明确规定,谁利用了政府的资金,利用了政府的信用,那获取到的收入也应该全部纳入预算。既然收入纳入预算,那债务也应该纳入预算,否则不对等。这意味着将来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要全部纳入预算,这是巨大的一步。

在过去一段时间,我们治理地方债的成效很差,为什么?因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属于政府,它属于国有企业,所以它是个商业机构。它去借钱,虽然也要通过发改委审批,但那是审批项目,不是审批资质,不是相当于对政府的管理,而是对企业的管理。所以在地方人大,你看不到这些融资平台的负债。

按照《决定》的精神,融资平台的这些资金要纳入预算。这些国有企业的收入,还有负债也应该纳入预算和决算,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动。

我觉得改革如果实行下去,应该是三中全会《决定》里最大的改革之一。

另外一项是户籍制度改革。

消费税给到地方 利好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湖南

腾讯财经:我们目前的消费税征收主要的商品包括烟酒、汽油、珠宝奢侈品等。如果对高价酒,在消费终端征收消费税,是否会利空茅台等头部酒企?

姚洋:征税的对象没有变化,只不过是从中央变成了地方来收。

我认为对那四个省(前文提及的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湖南)是有利的,说的是在出厂的时候就征。

当然,还有一种征法是在消费端征,卖的过程中征。但我们国家一般不这么做,除了汽油是这么做的,其他都不是,都是对企业征收好,在消费端就没有了。

未来消费税是否会改在消费端来征收?我也不知道。

短期内不太可能开征新税源 几年内不会征房地产税

腾讯财经:在财税改革方面,文件指出,增加地方自主财力,拓展地方税源,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。有哪些税源应该让地方去拓展征收的?地方税收管理权限该如何放宽?

姚洋:我觉得唯一的可能还是房产税,我们国家没有资本利得税,也没有资产税,我觉得这些税其实是可以让地方来征收的。

但是,现在时机不好,房地产市场这么差,如果还开征房地产税,就更没有需求了;开征资本利得税,显然也不是一个好时候。

所以我认为,至少短期内不太可能开征新的税源,可能的情况还是中央把一部分税收直接给到地方。

腾讯财经:《决定》文件还提出,要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。您曾经表示,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,征收房地产税可以有效地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,现在对房地产税的征收您的看法是?

姚洋:现在征收的这些税占比都太小了,包括印花税等,因为是交易环节的税,不是特别大。

另外,现在谈房地产税早了去了,我估计几年之内都不太可能征。

个税应按“家庭”征收 这是急需做的一项改革

腾讯财经:还有一个普通用户特别关心的税种:个人所得税。在个税改革方面您认为还有哪些空间?

姚洋:我觉得个税应该按“家庭”征收,这是急需做的一项改革。

按家庭征收有什么好处?一个家庭是一个经济单位。两口子会有家庭分工,如果按照一个人来征对有些家庭就很不公平。比如太太不工作,只有丈夫在工作,那他交的税就太高了,如果按照家庭来征,他们需要交的税就会降下来。

另外,按家庭为单位征收是一个鼓励生育的非常好的办法。可以鼓励生育,不光是两口子,你还要看他有多少孩子,这是一个鼓励生育非常好的办法。现在生孩子、养孩子的成本非常高,如果从税收角度能让大家感觉到受益,特别是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是一个利好的事情。

另一方面,我们的最高边际税率在全世界范围来说都是比较高的,所以降低最高档的边际税率还是有必要的,这对于吸引高端人才是有利的。

现在有些城市有财力,会推出税收返还政策,这造成了人才流动出现了集中化现象。在财力不太充分的城市,人才净增方面就处于巨大的劣势。

至于个税起征点,按照现在5000元的交税人数大概是14%,这个比例其实并不高,因为我们参与劳动的人口数量占总数的将近50%,也就是说有绝大多数劳动人口都没有交税,在此情况下还提高起征点,我觉得是不合适的。

原则上应该对股票收益征税 但难度很大

腾讯财经:我们国家没有征收资本利得税,您认为未来有可能会在这方面有所变化吗?

姚洋:难度很大。因为要征资本利得税,就意味着你对股票的收益要征税。

从原则上来说当然是应该征税的,因为卖房子要收税(20%的固定比例,带有一定的资本利得税含义),为什么炒股就不用收税了呢?

但是现在不太可能收,资本市场表现没有以前那么火热了,老百姓太难了。

现在很有意思的现象是,你卖房子要交个人所得税。买卖股票得了股票赚的钱不用交税,这是很奇怪的。

这就不对等,都是财产,为啥在房子那边我就要交税,在这边就不用交税?

原因是当时鼓励股市发展,所以不收税,但这显然逻辑上是不通的,都是资产。

户籍制度改革很重要 应同步解决配套措施问题

腾讯财经:提到户籍制度改革,近期也出台了要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-500万城市落户条件。这项改革措施解决了什么问题?会带来哪些影响?

姚洋:300万以下全面放开,按照居住地来决定户籍,居住地就在当地有固定住所,就可以申请户籍;300万以上,要落实积分落户等,还是有条件的。

开放了300万以下的城市,相当于开放了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,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,也能解决很多问题。比如广东省,按照常住人口计算,现在是1.3亿人口;但按照户籍人口算,就没这么多了,估计好几千万人都没有广东户籍。其实好多人未必在像深圳、广州这样的超大城市,他们可能在惠州,这样的城市符合300万以下的要求了,就可以自动落户了,这个政策解决了很多从中西部移民到广东的居民的户籍问题。

但具体怎么执行呢?对此我还是有很大的疑问的。

腾讯财经:具体到政策执行的困难点在什么地方?

姚洋:困难点是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难处,要同步解决很多配套措施问题,比如北大、清华的指标是不是加一点?因为这个指标是按照户籍来算的;教育资源不够,是否可以多些配置?警力不够,也需要多配一些......不解决这些问题,很多地方就没有动力去执行。

房地产市场肯定是超调了 政府应该出手了

腾讯财经:此前您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表示,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和地方财政呈现收缩的状态,如果不扭转这两个部门的下跌趋势,社会需求是很难提高的。那目前我们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扭转局面?

姚洋:近年来,房地产市场经历了连续三年的下跌,每年跌幅在20%-30%之间。在房地产市场销售的顶峰时期,年销售面积曾达到18亿平方米,而今年可能只有8亿平方米,仅占40%多一点。我认为,这肯定是超调了。通常情况下,我们认为中国每年正常的房地产销售面积应该在10亿到12亿平方米之间,但今年可能只有8亿平方米,显然已经超出了正常的市场调整。

另一方面,我认为政府应该出手了,当然,政府也意识到了,比如央行推出了3000亿人民币的再贷款政策,经过放大后,总额可能达到5000亿。

首先,这个数额还是太少,我认为5000亿并不足以解决问题。其次,更重要的是,采取的方法错了。错在哪里呢?政府要求各地国有企业去收购房产,他们需要向银行借款,这显然是矛盾的。让国有企业去借商业性债务来服务公共目的,这本身就是错误的。

我认为如果政府真的想做这件事,就应该发行债券,让地方政府成立专门的机构来负责。

用商业手段来实现公共目的,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的错误做法,许多地方债务问题就是这样产生的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似乎总是在做基础设施建设,这些都是公共目的项目,但他们无法获得正常的政府债券融资,因此不得不转向市场借款。然而,市场借款缺乏纪律,导致整个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混乱。

建议发四万亿特别国债给地方政府 把欠债还上

腾讯财经:应该发多少额度的债才够?

姚洋:我觉得得发两万亿左右给地方政府,让他们去收房子。这得是长期债,地方政府负担也不重。因为收了房子后,一时半会卖不出去也没关系。

说实在的,有空置房产的地区,其实绝大多数有当地户籍的老百姓都有房了,不需要保障房了,而且价格也不便宜。

以北大附近、五环边为例,28000/平,按照那个地段的价格,商品房也就5万左右,保障房价格已经都超过商品房的一半了。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,仍然是巨大的负担。

我认为现在5000亿的再贷款额度远远不够,而且方法也是错的。所以我和任泽平一直在呼吁,如果真要认认真真做保障房,就成立一个房屋储备银行,这是一个政策性银行,发四万亿、五万亿的永续债,把钱再给地方政府去放贷。虽然它叫“银行”,其实是中央的一个管理部门,监督地方政府做这件事。而且我建议要把户籍放开,因为缺住房的都是没户口的人。

腾讯财经:除了房地产,地方财政也是呈现收缩状态的。这方面应该采取哪些有效措施来解决问题?

姚洋: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,地方政府已经有那么多债务了,是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沉没成本?目前的化债方案是希望地方政府可以把债务还掉,我认为这是错误的,因为地方政府花出去的钱,绝大多数还是变成了资产。

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:地方政府要运转下去,地方政府的支出达到GDP的35%,地方政府的支出下降,对整个需求的影响是巨大的。

我们不能天天去推动居民消费,那是很困难的,因为居民消费是内生的,反而把房间里的“两头大象”(一个是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跌,另一个是地方政府财政困难)给忘记了,假装没看见,这不行啊。你不解决这两个问题,需求怎么上来?

怎么办?我觉得还是发债,发四万亿特别国债给地方政府,让地方政府把欠债还上,企业也有钱了,有资金雇员工了,老百姓的收入就稳定了,就会开始消费,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渠道。

所以,我认为地方政府现在就应该花钱。

有人说,这样会不会通胀?

首先,如果不是让央行多发钞票去买国债,它就不会出现通胀。

中国的老百姓储蓄很多,存钱后银行必须放贷出去,不然银行会亏损,这才导致了我们债务高。总有声音说“没钱”,可是去年居民存款增加近18万亿,说明大家有钱,就是不愿意花,导致产品卖不出去。政府发债券,等于代替老百姓花钱,和多余的产品对上了,这样是不会有通胀的。

什么时候会产生通胀?像美国的经济已经绷得很紧了,美联储印钞票,到市场上买国债,这就引起了通货膨胀。中国不会的,经济运行不是紧的,而是极其松的,企业都嗷嗷待哺。

中国现在的生产者价格指数还是负的,CPI都在0附近。我恨不得价格指数赶紧变正,至少PPI得赶紧转正。美联储定的CPI目标是2%,这是一个温和的通胀水平,事实上是有好处的。在价格下降的环境里,没有一个人是快活的。

比如我用的这个茶杯,如果昨天卖10元,今天才卖9.9元,我心里当然不高兴了,今天比昨天贵一分钱我都高兴,这是人之常情。

我呼吁很多次了,要改变观念,把债务和通胀的关系、债务和增长的关系搞清楚,我们对凯恩斯是存在误解的。

地方化债必须得中央出手来做 全国统一想出一个办法

腾讯财经:当前各地财政之间有较多不均衡,存在区域分化问题。因此,推进财税改革如何解决不同地方财政压力问题?

姚洋:我直接说,现在的化债方案是行不通的,因为它让各个省自己化债,各个省又压到各个城市,最终是化不了的。

我觉得90年代末那一轮化债是有启示性的。后面的几轮化债都不成功。90年代末那时候整个银行系统的坏账率是30%,占到GDP的1/4,银行系统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了,因为坏账是30%,自己的自有资金那个时候还没有要求8%。在那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决定我们要进行一轮全方位、深入的化债。

当时怎么化的呢?首先解决三角债问题。好多债都是你欠我的,我欠他的。那么大家坐下来互相摸摸底,这种三角债就一笔勾销了吗?互相欠等于没欠,一笔勾销就完了。这样清理了一大批三角债。

其次是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,对应四大行,接收他们的坏账,打折后拿到市场上去卖,有些甚至打到一折。当时买到那些债务的,经济转好以后赚得盆满钵满。

现在可能没有本世纪头十年那样高速的增长,把坏账剥离去卖,现在我们再这么照做可能不那么容易了。但是有新方法,地方政府有很多优质资产,可以把这些资产打包卖掉;也可以借鉴房地产REITs的模式去化债;最后有一部分实在化不掉,没有办法,金融机构要承担损失。

不光是银行,银行是一部分,还有市场上的机构,买了地方债的机构都要承担损失,这是必要的。2014年债务置换是不成功的,为什么?因为这样给金融机构放了一次大假,他们什么损失也没有,全置换了,全还了。这一轮化债金融机构要负担一定的损失。

为什么说让地方做做不成呢?首先地方根本没有动力把资产卖掉。不知道卖给谁,也没有办法卖。因为你卖总得要有一定的办法,有什么样的规矩去卖大家现在都不知道,全国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办法,否则地方不敢做。当然也没有意愿做,凭什么我们省先卖,而且还得拿出好资产来卖。你看看别的省,别的省看看你,大家都不卖。

它也没有办法撬动金融机构,地方政府对于金融机构是没有谈判地位的。地方要化债的难度就非常大,必须得中央出手做这件事,必须得全国统一地想出一个办法来还。

腾讯财经:在当下的时间节点,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吗?

姚洋:这里存在误区了,我们现在谈财政赤字只谈正规的负债,而且只谈中央政府的负债。

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没有超过GDP的3%,但这是一个“鸵鸟心态”,政府主要负债不在正规负债,而在那些非正规的商业性负债。

由于不透明,计算债务量时各种方法不一,商业性负债的规模从40万亿到100万亿都有,而正规负债只有二、三十万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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